邓亚萍:体育是最好的挫折教育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体育是最好的挫折教育》。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体育改变了我的人生,主要讲述我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少年强则中国强。

我从5岁开始打球,我的父亲是乒乓球教练,也是我的启蒙教练。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我需要站在木箱子上打。因为身体够不到球台,球台只到我的脖子。我父亲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乒乓球运动员,并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乒乓球是最好玩的体育项目和游戏。

慢慢的,我开始崭露头角,在各种比赛中获得冠军。八九岁就获得了河南省的儿童组冠军,到了十岁又获得了全国冠军。顺理成章调到河南省队集训。但是,有一天教练把我父亲叫到了队里,让我的父亲把我领回家。父亲告诉我,教练认为我没有任何培养前途、个子矮,不符合教练认为的选材标准。当然在我之前,好像世界上也没有像我这么矮的人获得过世界冠军。我父亲问我怎么想,当时年龄还太小,才10岁,但是我觉得为什么留下来的小伙伴都赢不了我,他们却留下来了,我却只能离开。再小的孩子也懂得输和赢,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不服气。因此,我告诉父亲,我要坚持继续打下去。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就是,去哪里打?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恰巧河南成立了郑州市女子乒乓球队,我们几个省队不要的队员就去队里打球了。我们立了一个小目标:“打败河南省队”。这张照片中间最小的就是我。

第一个目标好像时间并不是很长,我们就实现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在一次全国的青少年比赛当中我们就实现了,他们不太经打。

虽然现在讲起来是轻松的,但是成绩的背后,肯定是付出非常努力的训练。当时,我的训练量是很大的,一天12-13个小时,一周7天,可以说是全年无休的。对我来说,因为腿短。所以,我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为了练腿,在10岁的时候,我需要加30斤的负重训练。我们当时训练的条件非常差,大家都知道在河南,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拖地会结冰,夏天像蒸笼。这恰恰都不重要,都是外在的因素。如果你有一个梦想,然后为之而努力付出,这些外在都阻挡不了你前进的步伐。也恰恰是这些外在的客观条件,才能够锻造我们一颗坚强的心。所以我认为,应该辩证的看待一件事物。正因为这几年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赢得了河南省队。显而易见,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能一味地考虑周边的环境,要向内看,看自己的付出究竟有多少。

在13岁的时候,我开始崭露头角,这时候河南队的主教练到郑州市队来与我们的教练商量,能否借调邓亚萍代表河南省队进行比赛。我不是河南省队的队员,如果不是借调,我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样全国最高水平的比赛。当时,教练也很希望我能去,1986年上半年,我去参加了全国乒协杯比赛,当时正好对战的是八一队,当时的八一队非常强的,其中有两位都是世界冠军。结果我成年组第一场就是对战世界冠军,以2:6的成绩获胜了。当时国家队的教练就在看台上,他们都没有见过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高水平的比赛,也没有打过成年组。下半年,在全国锦标赛中拿到了全国冠军。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信息传播还没有那么发达。广播、报纸、电视也不像现在那么普及。当时比赛后,很多报纸就登出了标题为“哪儿冒出来的小妮儿”这样的文章,当时大家看比赛八成都是冲着我来的。不负众望,我在决赛的时候也获得了全国冠军。13岁就获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在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当时,国家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获得了世界冠军,就可以进国家队。但是,省队的教练认为我是蒙的,国家队的5位教练,4位都是反对的。不过我的成绩确实很好,就让我进了国家青年队。我在青年队的时候,一年四大循环,四次第一,一次第二,就是这样的情况,居然还有人比我先进国家队。但又能怎样呢,没辙!只能继续打!对我来说,只能赢,赢一次不行就赢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这事让当时的国家队教练都很头疼。他们认为邓亚萍这么矮,怎么可能打赢欧洲人呢?欧洲人那么高。唯独张燮林教练认为我行,教练们围绕我的问题讨论了三次。等到了第三次讨论的时候,张燮林教练提到:“你们觉得邓亚萍个子矮是缺点,但我却认为正因为她矮,所以她看球都是高的。”确实,对我来讲,我看球都是机会,这是视角的不同。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看似玩笑的话,拯救了我。就这样,我进到了国家队。也因为其他人认为我不行,我自然而然归到了张燮林教练的队伍里。

关于我的打法,我认为光是苦练是不行的,很多运动员也是苦练,但是为什么他们创造不了历史和更加辉煌的成绩呢。我们要讲讲赢球的核心是什么?打乒乓球的核心是什么?我和别人打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快就是必须要跑得快,护住我的球台。同时,我也要把球打得更快,目的是不让对方调动我,这也是解决我身高不足的唯一方法。中国有句古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所以快很重要。我腿够快,就能够护住我的球台,我球打得足够快,就能护住我的球。

狠就是我一把就能拍到对方,还不能让球再过来我这边。这绝不是三板斧,这是我打球的理念。我绝不会与对方纠缠,我就要掌握整场的主动权,一旦掌握局势的时候,怎么打都行。我够狠,别人与我打球就会恐惧、害怕。够快够狠,对方的心理压力就会变大。无论在进攻的时候,还是整个行为、形态,都要给我的对手造成极大的压力。这也是解决我身高不足的问题。

怪,这是核心。大家知道长焦吗?长焦是防守型打法,打不了进攻性打法,但我把它打成了进攻型打法。当时,我和教练就乒乓球板的材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和研究,才能把长焦防守型打成进攻型打法。

看似我提到的很多刻苦、努力的训练,其实还要加上我“怪”的打法,才是完整的。我们需要有颠覆性的创新。我出道后,这不禁要提一下日本人的学习能力确实很强,他们认为既然邓亚萍能打出成绩来,日本也能打出成绩。他们根据录像研究学习,不久后,日本队就多了一批和我差不多高的、打法也差不多的运动员。包括大家熟悉的伊藤美诚、福原爱,是不是都有点相似。日本一直没有放弃模仿我,因为我提到的快、狠、怪,确实是乒乓球最重要的制胜法宝。

最终我进到国家队是1988年底的时候,然后参加了世界锦标赛,当时只有16岁,还获得了双打世界冠军。

我5岁开始打球,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质疑。11年里拿了世界冠军,这是我小时候绝不敢想的。但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梦想,通过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训练,就实现了。我想,在我运动生涯中证明了一点,打破了“身体条件不好,不能成为冠军”的偏见。我认为,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不要给自己设限,因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我们更不能让别人给我们设限。

大家知道,我24岁就退役了。因为对我而言,我在退役前拿到了我可以拿到的所有冠军头衔,8年世界排名第一,18个世界冠军。这些对我来说,后来都成了数字,运动员总有一天要退役的。那时候很迷茫,是不是24岁就是人生的巅峰了?是,但是我又不愿意承认这是我人生的尽头。却不得不承认在我的面前这就是一条笔直的下坡路。就像大家在介绍我的时候,“世界冠军、前奥运冠军”,就是这样了。但我并不认为,我也不想冠军成为我的人生枷锁,所以我要继续努力。

1997年,我选择了去清华大学。当然,不是所有世界冠军都可以去清华的,我也很幸运。在清华的第一堂课就是英语课。因为当时萨马兰奇主席聘任我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所以外语是我需要首先突破的。

当时清华大学外语系的程老师问我,英语水平怎么样。我说是零。程老师又问我:“你会看会写吗?”我说不会。他又问:“26个字母会写吗?”我告诉他,26个字母大小写全放在一起也写不齐。当时的程老师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差的学生,至少我认为我是学习最差的一名清华学生。但是,我坚信一定有我的优势。

但是,学习要怎么学?什么对我来说最有用?那时候学习英文,背单词是特别痛苦的,当时真找不到门路,所以非常焦虑。我还要每周去国家队训练三次。

后来,我通过不断摸索什么是最适合我的学习方法,发现我的听力非常好,我就强迫自己多听,听完以后发现慢慢有了语感,就像我们打球打多了有了手感一样,听的越来越熟,再去看,加深印象,就很容易记住了。很快,我就发现我可以听懂别人在讲什么。我脸皮也比较厚,喜欢出去和别人交流,发现别人也能听懂我在讲什么,我就很开心。就有了兴趣,有了自信,这样让我产生了“我能学,我能做好学生”的信念。其实也不难,找到了方法后,后来学习起来就很快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包括在国际奥委会开会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带着翻译去的。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我一个人带着翻译,而整个运动员委员会才十几个人,有200多个会员国、会员单位。我发现,没有一个冠军是弱的,大家都很厉害,他们对国际奥委会的工作方式、游戏规则都很熟悉,而我还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想发言的时候,又跟不上。那时候就要求自己一定要尽快过语言这关。

但是,如果要在国际奥委会更好的工作,这是不足以支撑的。要在国际奥委会发挥作用,要发挥中国、亚洲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作用。我们更需要去了解世界各国运动员的情况,要给出更多更好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我必须要继续读书,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在我做运动员的期间,我经常被问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中国的乒乓球这么强,一个是为什么中国的女性运动员在世界大赛的成绩比男性运动员好。当时,我还不能很好的给予解答,因此我在英国读诺丁汉大学硕士的时候专门拿这个题目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简单的来说,我认为乒乓球有雄厚的基础,我们的起点水平很高,只要上了我们培养冠军的流水线,就一定能培养成世界冠军。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系统和能力,除非对方是很有天赋的,才能偶尔与中国队抗衡。而提到女性,不是男运动员不努力,而是我们有传统文化的优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女性更勇于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还有社会的责任,还有其他很多角色的责任。大家知道,竞技体育是需要运动员吃苦的,中国女性就很能吃苦。在训练强度上,中国女运动员的忍耐能力没有几个国家能够与其相比,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突出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们体制的保障,可以男帮女训练。乒乓球有男帮女,排球有男帮女,摔跤有男帮女,跆拳道有男帮女,如果说我们的女孩子天天对着男队员对抗,自然我们的女运动员的对抗能力就会起来,她的力量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体制的优势。那么,我们的男运动员不努力吗?不是,例如我们的三大球一直在追赶,在国外整个商业体系中,包括俱乐部体系、联赛体系比我们健全,我们是追赶的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中国和国外。

1998年我去英国学习英语的时候,正好赶上剑桥大学的毕业典礼,看着那么多学生穿着礼服走向城中心的礼堂,看着他们自信阳光的笑容,当时我真的非常羡慕他们。等到硕士读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对读书有了信心,就想起之前的情景,我决定去剑桥试一试。但是身边的亲人、老师、教练都反对,他们反对的核心意思是担心剑桥要求高,而我的名气又太大,大家认为如果读不下来会很丢人,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确实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

博士毕业论文研究什么问题呢?通过在国际奥委会的工作,我发现更高更快更强的背后确实是无形的大手在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究竟是什么呢?是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当时萨马兰奇主席告诉我,过去的国际奥委会所有的资产就只够发20多个委员一年的工资,没有国家愿意承办奥运会,但是老萨坚持要改革,要引进商业模式。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奥林匹克赛场上的任何一个场景或者电视里看得到广告吗?看不到,这就是高明之处,但是各大赞助商的门槛却非常高。因此,我对这方面非常的感兴趣。我曾经参与了两次奥运会的申办工作,第一次是1993年,我们两票输给了悉尼,时隔八年,我们卷土重来。当时我在国外留学,接到国内的通知,我作为申奥大使,我知道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奥委会的工作。当时国际奥委会认为我们中国人,包括中国的企业不懂体育营销、奥运营销,他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在奥运会上挣钱。所以我也非常希望通过我自己的研究,让中国的企业踏上世界级别的营销平台,通过赛事的营销平台来宣传中国的企业和产品,以及树立中国的品牌。通过五年的时间,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剑桥大学800多年历史上第一位4枚奥运会冠军的获得者拿到了剑桥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其实,当时选择读书,还有一个原因。我也希望打破社会对运动员的一种偏见,大家经常会认为运动员只会打球,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因此,我也想试一试,通过自己的努力读书、做学问,我想我做到了。

回顾过往,从5岁开始打球到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经历了11年的时间。从26个字母写不全,11年的时间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中国有句古话,十年磨一剑。我坚信任何事情从现在做都不晚。虽然我是24岁开始学ABC,35岁我拿到了剑桥博士。只要你敢想、敢做,一切都有可能。

根据统计,中国青少年的总数2.533亿,面临着四大体质问题,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疾病。

关于近视问题,从数据来看,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其中6岁儿童为14.3%,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高中生为80.5%,平均每升高一个年级,近视率增加9.3个百分点。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近视眼国。

关于肥胖问题,根据国家疾控中心数据,我国18岁以下的肥胖人数已经达到1.2亿,其中中国12-18岁的孩子中有1.9%的人患有糖尿病。2021年7月13日,国家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营养学首席专家赵文华介绍,我国6-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近20%,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超过10%,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农村比城市更严重。

关于脊柱侧弯问题。青春期是脊柱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如果骨骼周围的肌肉缺乏力量,再加上坐姿、站姿不良,将导致脊柱侧弯。脊柱侧弯可带来疼痛、影响生长发育和心肺功能,甚至造成下肢神经功能障碍、影响行走,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者需要手术治疗。卫健委根据对上海某小学三、四年级学生调查,其中视力不合格的学生中,90%以上的学生脊柱高度紧张,颈椎活动度不达标。颈椎异常与视力异常高度相关。

关于心理健康问题更加严重,青少年焦虑症检出率为30%,而抑郁症检出率平均为15.4%。

我是我们国家近视眼防护大使,以前还担任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专委会的委员。我经常会和教育专家、医疗专家、科技专家进行各个方面的探讨。从事实上来讲,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要成为由原来的治疗型转向预防型的国家,我们还有“2030健康中国”的目标,因此各个学校的校长、老师、家长任务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让孩子们多参与体育活动。

更重要的一点事,相比较于邻国日本,与日本的孩子相比,我们身高领先,但是其他体能指标都是落后的。2014年和2016年,中国儿童青少年体格指标(身高、体重)大部分年龄段显著高于日本,但是体能指标的比较中,日本儿童青少年在心肺功能、柔韧性、灵敏性、协调性和耐力等方面均显著高于中国。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去反思,少年强则国强。

我作为一名体育人,2020年9月,国家出台体教融合政策,这是我在做全国政协委员时多次提案呼吁的,要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退役的运动员可以进入学校,通过培训拿到教师资格证,可以在学校当一名体育教师,这些在之前都是不可以的。我作为一名退役的运动员,我认为我们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们都是有水平的,只是没有教师资格证。所以当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感觉特别鼓舞人心,真正让我们能够体教融合,让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真正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全面的人格的人。我认为体育可以给我们的孩子一些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尤其是能够让他们更好的面对输赢,他们才能更好的面对人生的输赢。因为竞技体育每天都在比赛,如果稍微脆弱以刁难就会被淘汰掉。因此,就需要练就坚强的心智、坚强的意志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体育,让孩子们多动、多走向操场,让孩子们放飞自我。人生的路很长,并不是几年的义务教育或者高等教育就可以完成整个人生的。我们的社会进步的太快了,科技也在飞速发展,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终身学习的能力,否则一定会被社会所淘汰。

因此,能支撑一路走好、走完人生的还是需要有一副好的身体。对我而言,体育让我受益匪浅,也希望大家都重视一起来。

近期,我写了一本名为《心力》的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其实也是想通过我运动生涯多年的体悟,我天天面对着输赢、高压,作为中国乒乓球的主力运动员,亚军就意味着失败,其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但是我都扛过来了,我是如何扛过来的?在书中我比较系统的梳理了我在实战过程中的一些体悟和心态的变化,以及结合心理学的知识和理论来讲述。

我认为,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没有天生的失败者,也没有天生的赢家,能力可以锻炼,心力也可以锻炼。四枚奥运金牌,十八次世界冠军,体育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这些奖牌,而是让我拥有了钢铁般的心理素质。就像蔡元培先生说的,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作者邓亚萍系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是作者2021年10月23日于北京圣陶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院和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学教育信息化专委会联合主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承办的“第八届全国中小学校长论坛”上所做的高端报告。文中内容是根据会议现场作者报告录音要点整理,经本人审核授权后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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